• 作者:金乐平、柯大英
  • 2020/6/14 9:35:14
  • 楼主(阅:5825/回:1)老两口为湖北郧西的“少女投毒杀人犯”鸣冤叫屈!

      我们老两口,家住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

      老汉叫金乐平,1959年4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0322195904183934,联系电话13986910844;老婆叫柯大英,1959年12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0322195912173920,联系电话18272317590。

      今天,我们老两口想借助陕西法帮网这个平台,为我们女儿小小年纪就成为“投毒杀人”的案犯而鸣冤叫屈。

      说起此事,那真是“小孩没娘,提起话长”。先请各位看她今年疫情期间,在2020年3月16日用EMS邮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申诉书。

                                                             刑事申诉书

      申诉人  金某某,系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的被告。

      
            申诉事项

      对本案启动刑事申诉复查程序,依法纠正鄂检十部刑申审通〔2019〕101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的审查结论,对(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04)十刑终字第80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0〕鄂刑申字第0020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和(2018)最高法刑申32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提起抗诉。

      
            事实与理由

      就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申诉人故意杀人一案,自2003年5月28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04年3月4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做出(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来,即因申诉人不服有罪判决一直提起上诉或申诉,已先后拿到了(2004)十刑终字第80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0〕鄂刑申字第0020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和(2018)最高法刑申32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均遭驳回上诉或申诉、维持原判的处理。

      申诉人不甘心,在走完人民法院的程序后又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2019年10月22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做出了鄂检十部刑申审通〔2019〕101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以原审裁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为由,认为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符合抗诉条件。

      申诉人认为,原审裁判事实并不清楚,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定性错误,量刑不当,且程序严重违法,故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九十四条“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经两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且省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复查的,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再复查,但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判决、裁定有其他重大错误可能的除外”和《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经两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且省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复查的,如果没有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不再立案复查,但是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判决、裁定有其他重大错误可能的除外”等规定,特向贵院提交本刑事申诉书。

      一、(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程序严重违法。

      1、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前已述,自2003年5月28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公诉至2004年3月4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下判,期间长达9个月零6天,且没有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

      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可以延长二个月审理的案件为:“(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且要经“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具体到本案,并无上述四项事实发生。

      本案明摆的事实是,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超审限办案,既没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也没有“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严重违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9号)第六条第一、二款明确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

      都知道申诉人是未成年人,而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诉人“故意杀人案”时,却不是由少年法庭、而是由刑事审判庭按照审理成年人犯罪的模式审理的,明显违法

      二、案发时申诉人未满十四周岁,即就是构成犯罪也不应负刑事责任,原审人民法院明知申诉人对此事实的抗辩意见,却不调查核实。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5月28日提起公诉后,申诉人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于2003年6月18日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其全文如下:“兹证明景阳乡十里牌村六组金某某,女,出生于一九八九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公历1989年2月27日),(该时间)属于实际出生时间,(因)当时为(躲避)计(划生)育罚款,故意将(出生)年龄提前虚报一年,特此证明。”

      本案案发时间为2003年2月13日,申诉人所在村村民委员会据实出具证明,证明申诉人实际出生于1989年2月27日,时年13岁零14天,迄本案案发不满14周岁。

      2、另外,还有一份足可证明申诉人在案发时未满十四周岁的证据,这就是申诉人就读景阳乡十里牌村小学的《小学生素质报告书》。该证据载明,申诉人的出生时间为1989年1月22日(系按农历填写)。

      与上同,此已足以证明申诉人在本案案发时不满14周岁。

      3、申诉人母亲柯大英曾于农历1987年11月21日(公历1987年12月31日)生育一女,后该女于农历1988年3月9日(公历1988年4月24日)夭折。故,无论1988年1月11日是农历还是公历(强调一点,农村普遍记的是农历),申诉人绝不会出生于这一天。因为,已知事实是,申诉人母亲柯大英不会仅仅间隔两三个月就又生育第二胎。由此反证,申诉人的户籍登记日期是错误的。

      综上可见,申诉人处于临界刑事责任年龄点。

      本案开庭时,原审人民法院已知申诉人对自己实际年龄与登记年龄不符提出的辩解和证据,却拒绝在查明事实真相后以实际年龄为准下判,甚至连骨龄、牙齿等可以确定申诉人实际年龄的司法鉴定都懒得做,导致本案认定申诉人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

      三、认定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不足且互相矛盾。

      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之规定,认定申诉人有罪必须要重证据,但原审人民法院是怎么认定申诉人有罪证据的呢?

      本案开庭时,原审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有:郧西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察记录和物证照片,证实提取有关物证和现场情况;十堰市公安局和郧西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认定金某清的死亡系“毒鼠强”中毒死亡及郧西县公安局对现场提取的有关物证的鉴定,其中金某华家水桶中的水有毒等情况;申诉人供述在其父寝室抽屉内拿过老鼠药及在金某华家厨房水桶内投毒的过程。

      但申诉人认为,上述证据根本无法认定申诉人有罪。

      1、“郧西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察记录和物证照片,证实提取有关物证和现场情况”无法证明申诉人实施了(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行为。

      案发的2003年2月13日,天降雨雪。案发后,郧西县公安局勘察了现场,拍摄了照片,绘制了平面示意图。然而,无论照片还是示意图,均没有显示申诉人“作案”留下的痕迹,如脚印、指纹、毛发等。

      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西检刑诉〔2003〕27号起诉书对申诉人在这一天的活动轨迹是怎么指控的呢?

      该起诉书指控:这一天上午,申诉人“从其姑妈金某处回家,见家门锁在,又见其叔父金某华全家四人均在本组村民马某某黄姜地里门未锁关在后(看不懂这句话),便到溜子(小地名)黄姜地里找其父金乐平以要钥匙开门为由,骗到钥匙一串,回家将门锁开开后又把卧室内的抽屉锁打开,取出其父买来用于灭鼠的鼠药‘快杀灵’一小包剪开,把外袋丢在室内地上,把装鼠药的内袋拿在手中(,)窜到其叔父金某华家的厨房内,将鼠药投放到有水的水桶内后回家”。

      对西检刑诉〔2003〕27号起诉书指控申诉人“犯罪”事实的证据,(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全部予以确认。

      考虑到(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确认的西检刑诉〔2003〕27号起诉书指控申诉人“犯罪”证据所涵盖的申诉人活动轨迹全部在农村,所去过的地方为黄姜地,行经的道路全部为土路,申诉人又有开门、开锁、用剪刀、接触“快杀灵”外包装及内包装、进出房间等一系列动作,那么,申诉人要问,毫无“作案”经验的申诉人,在实施上述“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留下自己的脚印、指纹甚至毛发等痕迹?现场勘察忘了提取还是现场勘察根本没有?此其一。

      其二,申诉人的爷爷金某芳在2003年2月15日接受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询问时,谈得很清楚:他与老伴、即申诉人奶奶范某某一起住,申诉人父亲金乐平是他大儿子,金某华是他小儿子,他与金某华屋连屋。2003年2月13日,他看见金某华家的小儿子强强在家。申诉人在当天上午10点左右与奶奶范某某一起回来,经过了他的黄姜地,没有看到包括申诉人在内的其余人到过金某华家

      2003年2月15日,申诉人奶奶范某某在接受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询问时,说了与金某芳相似话:2003年2月13日上午10点多,她与申诉人一起从女儿金某家回来。申诉人没有停,直接回自己家去了。她见到孙子金小某正在门上烤火。金小某见到她以后,“叫我也到他屋里烤火,我当时说不冷,就没去”,做好、吃完中午饭后,申诉人奶奶范某某要到地里去干活,“临走时,我孙子金小某仍在他门上玩”。

      金某芳、范某某的证言,将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事实掀了个底朝天——金某华家有人在,申诉人不可能进去“投毒”不被这个人察觉,除非申诉人是隐身人;申诉人从雨雪浸润的土路走过后,进入金某华家“投毒”,不可能不留下脚印,除非申诉人会飞。

      事实上,申诉人既不是隐身人也不会飞,所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的事实不可能存在。

      其三,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5月28日提起公诉后,2003年6月21日,与申诉人父母在一起挖黄姜的陈某某、吴某某、陈某发和廖某某等人共同提交书证证明,在2003年2月13日案发当天上午,申诉人并没有到黄姜地里去向申诉人父亲要钥匙

      鉴于陈某某等人的证言对案件事实认定关系重大,2003年7月15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袁某某和郧西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人王某某会同法院书记员李某,一起向出具书证的陈某某等人做进一步了解,并做了“调查记录”。“调查记录”显示,陈某某等人明确地告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袁某某和郧西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人王某某,案发当天申诉人没有到黄姜地里去要钥匙,同时补充说他们挖黄姜的收工时间是中午十二点以后。

      可见,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的环节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漏洞:申诉人不存在去“黄姜地里找其父金乐平以要钥匙开门为由,骗到钥匙一串”之事实。

      其四,案发后,郧西县公安局提取物证时是怎么搜查的呢?看看该局的搜查记录。

      第一份搜查记录,全文是“2003年2月14日16时15分,郧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查员汪某某、贺某某、刘某某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未有搜查证,经刘某某副局长批准,依法对居住在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六组金乐平(金某某之父)家进行了公开搜查,时有本村党员周某某见证,扣押物品详见提取物证笔录”。

      第二份搜查记录,全文是“2003年2月14日18时30分,郧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查员朱某、贺某某、景阳派出所所长柯某某三同志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经刘某某副局长批准,依法对金乐平家再次搜查(未有搜查证),时有金乐平之女金某某、金某妹见证。扣押物品详见提取物证笔录”。

      第一份搜查记录没有周某某签字捺印,第二份搜查记录没有申诉人和申诉人妹妹金某妹签字捺印,何况申诉人和申诉人妹妹金某妹均为未成年人。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在郧西县公安局的搜查记录上签字,明显不是与申诉人和申诉人妹妹金某妹“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故应征得申诉人父、母亲的同意,而这两份搜查记录都没有申诉人父、母亲的签名或盖章。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很明显,本案不存在上述法条规定的“紧急情况”,并没有在当时“逮捕、拘留”申诉人家中的任何人,故郧西县公安局的搜查明显违法。

      又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第一百一十三条“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之规定,郧西县公安局连续两次搜查均无“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仅有侦查人员签名,况且第二份搜查记录连年月日都没有,足证其搜查行为严重违法

      其五,案发后,郧西县公安局的物证是怎么提取的呢?

      其中一份提取物证笔录全文是“2003年2月14日,由郧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查员朱某、贺某某、景阳派出所所长柯某某在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六组金乐平、柯大英家卧室西墙窗户右侧、一挂在铁钉上一黄色军棉帽(帽内写有89302部队,金乐平)内提取鼠药‘闻到死’两包、鼠药‘快杀灵’一包,均系塑料袋包装,未曾开封。鼠药被两个‘双喜’牌一级白糖包装袋(白色)包存”。提取人签名是朱某、贺某某、柯某某,见证人签名捺印是申诉人和申诉人妹妹金某妹。

      第一份搜查记录上提及的周某某在2013年9月20日就上述事实出具了书面证言,该证言的全文是“关于金乐平家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委托,我之时(只是)想到(以)干部身份签了字,当时高某某和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某某同志叫我一路去政(证)明了这回事儿。鼠药(‘快杀灵’)代(袋)是高领导从门头上找出,甩在地上叫我签了字,其他我也不知道”。显而易见,该证言证明郧西县公安局提取物证笔录不真实,当时郧西县公安局怎么搜查的,周某某不在现场,并不知情;且周某某见到的“快杀灵”袋是在申诉人家卧室的门(框上)头,被“高某某领导”找出后甩在了地上——难道“高某某领导”不知道搜查物证的程序和规矩?随便可以用自己的手抓起物证丢在地上?实际情况是,该“快杀灵”外包装袋是使用过的空包装袋,上边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所以,“高某某领导”便出于本能、很自然认为该包装袋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涉案物证!

      但很明显,该份提取物证笔录已经彻底推翻了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的环节:即申诉人不存在“将门锁开开后又把卧室内的抽屉锁打开,取出其父买来用于灭鼠的鼠药‘快杀灵’一小包剪开,把外袋丢在室内地上”的事实——“快杀灵”并没有在抽屉里,何来打开抽屉锁一说?何况“快杀灵”外包装袋并非申诉人丢在地上,是那个“高某某领导”丢的。

      与该份提取物证笔录对应的是上述第二份搜查记录,前已述,申诉人与申诉人妹妹均未成年,在该份提取物证笔录上的签名捺印是无效的,而周某某却不知为何,在该份提取物证笔录上也没有签字或盖章

      值得注意的是,该份提取物证笔录和周某某的证言,与2003年12月16日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贺某某出具的办案说明完全不符。

      该办案说明,针对的是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提出的侦查机关为什么没有在“快杀灵”袋上提取指纹的疑问,其全文是“2003年元月13日,景阳乡十里牌村发生投毒案,现场勘查过程中,在金某某卧室垃圾堆里发现一老鼠药塑料外包(装),由于是在垃圾堆里,上面布满了灰尘,已无提取指纹的条件,特此说明”。

      搜查申诉人家时,郧西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并没有绘制现场示意图,也没有拍摄现场照片,所以,物证在何处、由何人发现、如何取出……统统是一笔糊涂账,但根据当时的《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规定,搜查时必须照相、必须绘制现场示意图:“现场照相必须反映现场的原始状态和勘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痕迹、物证。要拍摄方位、概览、中心、细目照片。照片必须影象清晰真实,主题突出。有录相设备的,可以同时进行录相……现场图必须反映现场的位置、范围,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主要物体、痕迹、遗留物、作案工具、尸体的具体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和关系”等,可见,郧西县公安局违法办案不是一点两点。

      在前述两份搜查记录上均有签名的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贺某某,用办案证明撒了两个弥天大谎:“快杀灵”的外包装袋并非在申诉人家卧室的垃圾堆里,而是在卧室的门(框上)头,何况申诉人家的卧室也不可能有垃圾堆,上边布满灰尘是因为该外包装袋是使用过的空包装袋,上边不但布满了灰尘,还有蜘蛛网。2003年2月13日案发,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于2003年2月14日就提取了“快杀灵”的塑料外包装袋,前后不过24小时,如果送检的塑料外包装袋就是搜查到的物证,当然“已无提取指纹的条件”,因为上边肯定没有申诉人的指纹;如果送检的塑料外包装袋与搜查到的物证不是一个塑料袋,能布满多少灰尘?但因为上边肯定没有申诉人的指纹,所以也可以说“已无提取指纹的条件”!但我们知道,有没有“提取指纹的条件”,应由刑事司法鉴定意见予以确认,怎么能由一个普通公安人员自说自话?

      申诉人要追问,既然没有“提取指纹的条件”了,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怎么还能在上边检出“毒鼠强”?办案人员贺某某,你糊弄谁啊?

      其实说白了,无论是从申诉人家里卧室的门(框上)头取出来的“快杀灵”外包装袋还是掉包送检的塑料外包装袋,与申诉人毛关系都没有——在上边根本就无法提取到申诉人的指纹。

      综上,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互相矛盾,皆因郧西县公安局违反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 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之规定所致。

      郧西县公安局违反上述法定程序和当时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一十三条“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式三份,写明物品或者文件的名称、编号、规格、数量、重量、质量、特征及其来源,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交给公安机关保管人员,一份附卷备查”、第二百一十七条“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邮件、电子邮件、电报,应当指派专人妥善保管,不得使用、调换、损毁或者自行处理”等规定,一不制作《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二不让申诉人父、母亲在提取物证笔录上签名或盖章,最终导致申诉人冤狱发生。

      所以,为查明事实真相,申诉人强烈要求贵机关,对本案重要物证——“快杀灵”塑料外包装袋有无申诉人指纹进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

      另外,“快杀灵”塑料外包装袋上提取不到申诉人的指纹,难道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回家将门锁开开后又把卧室内的抽屉锁打开,取出其父买来用于灭鼠的鼠药‘快杀灵’一小包剪开,把装鼠药的内袋拿在手中”的“犯罪”环节中,门锁、抽屉锁均没有留下申诉人的指纹吗?申诉人剪开“快杀灵”时所用的剪刀上也提取不到申诉人的指纹吗?

      对上述事实的证据,另一份提取物证笔录全文是“2003年2月16日上午10时30分,郧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刘某某、石某依法在景阳乡十里牌村六组金乐平家的抽屉桌上提取黄把剪刀一把”。

      只是,该黄把剪刀就露了这一回脸,再就默默无闻了。直到现在,申诉人都不知道这把剪刀上到底有没有申诉人的指纹和“快杀灵”的残留

      所以,“郧西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察记录和物证照片,证实提取有关物证和现场情况”不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不能成为认定申诉人有罪的证据。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却凭这些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证据指控申诉人“犯罪”,郧西县人民法院也就认定申诉人“犯罪”,这叫罔顾天理王法!

      2、“十堰市公安局和郧西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认定金某清的死亡系‘毒鼠强’中毒死亡及郧西县公安局对现场提取的有关物证的鉴定,其中金某华家水桶中的水有毒等情况”无法证明申诉人实施了(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行为。

      除案涉上述物证提取笔录外,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还有一份提取笔录,全文是“2003年2月14日下午,郧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景阳乡十里牌村六组金某某家,提取了金某某的双手十指指甲及擦手纸的棉球,二者分别提取,分开包装。另外,还提取了2月13日金某某所穿的外衣一套”。该份提取笔录上的签名除办案人员汪某某、曹某外,仅有未成年的申诉人,没有申诉人父、母亲的签名或盖章

      与前述相同,申诉人在该份提取笔录上的签名是无效的,所以该份提取笔录违反了法定程序,所提取申诉人的双手十指指甲及擦手纸的棉球和2003年2月13日申诉人所穿的外衣一套,均不能作为检材。

      但是,2003年2月16日,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就是依据这些检材等物,做出了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

      申诉人认为,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该鉴定书违反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第十二条“鉴定书由鉴定人签名,检验报告由检验人签名,注明技术职称,并加盖‘刑事技术鉴定专用章’”之规定,鉴定人黄某、袁某均没有在该鉴定书上“注明技术职称”;且没有依照该鉴定规则第十一条要求的必须有“论证”内容,即对检验发现的特征、数据进行综合评断,论述结论的科学依据。故,其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另外,申诉人还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鉴定书,先看看它鉴定结论是怎么说的。

      该结论的全文是:送检死者金某清胃内容物,现场提取金某清和金小某二人吃面条的空瓷碗二个,金某华家中水桶水,犯罪嫌疑人柯大英家地上提取的神奇牌“快杀灵”鼠药外包装袋中,均检出鼠药“毒鼠强”成分。送检现场提取金某华家中食盐,犯罪嫌疑人金某某指甲,犯罪嫌疑人柯大英指甲,犯罪嫌疑人金某某上衣左、右口袋及裤子左、右口袋,犯罪嫌疑人柯大英上衣左、右口袋及裤子左、右口袋中,均检出鼠药“毒鼠强”成分。

      问题在于,第一,申诉人母亲柯大英因为没有作案时间,此后已被排除犯罪,那么,她的指甲和上衣左、右口袋及裤子左、右口袋中的鼠药“毒鼠强”是哪里来的

      第二,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事实“把装鼠药的内袋拿在手中(,)窜到其叔父金某华家的厨房内,将鼠药投放到有水的水桶内后回家”,与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结论完全不符啊!

      申诉人拿在手中的鼠药怎么会在上衣左、右口袋及裤子左、右口袋有残留?申诉人的衣物表面、毛发才应该有残留啊!况且申诉人到底给金某华家的食盐“投”毒了没有?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说有毒,(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则不予认定,故金某华家的食盐到底有毒无毒,成了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事实的哥德巴赫猜想

      第三,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发生在2003年2月13日上午。很好,申诉人上午“投”的毒,中午做的饭,晚上洗脸后睡觉,第二天早上洗脸,下午(具体时间不明)郧西县公安局提取了申诉人的双手十指指甲及擦手纸的棉球,结果指甲里竟然还有残留的“毒鼠强”?这个“毒鼠强”是哪里来的?附着力那么强,竟然会残留那么长时间,申诉人多次洗洗涮涮都没有清理干净?有这样强的“毒鼠强”,为什么申诉人没有中毒症状?

      对照该鉴定认定申诉人母亲柯大英指甲也残留“毒鼠强”的结论,答案显而易见——如果不是检材受到污染,就是有人在构陷冒功!

      因为,如果真是申诉人母亲柯大英于2003年2月13日上午“投”毒,在其为申诉人家做了三顿饭(当天的晚饭、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洗了两次脸(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后,还能在指甲里检出残留的“毒鼠强”?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幸亏申诉人母亲柯大英没有作案时间!!

      第四,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申诉人“投”的是神奇牌“快杀灵”,该鉴定却鉴定出了“毒鼠强”,这个结论也够“神奇”的了。至于“快杀灵”和“毒鼠强”到底是不是一回事?申诉人到现在也没有见到相关证据,因为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始终没有鉴定“快杀灵”,看“快杀灵”是不是含有“毒鼠强”

      申诉人奇怪,那被郧西县公安局搜出来的一包“快杀灵”哪儿去了?为什么不作为检材送到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鉴定其与“闻到死”是不是同一类物质呢?

      但最起码的,根据现有检材,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应该给出一个“毒鼠强”与“快杀灵”化学分子式一样的结论;或给出两者化学分子式虽然不一样,但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验后,可以得出结果一样的结论。惟截至目前,申诉人没看到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结论,因为这是违背科学原理的

      第五,百度“闻到死”,又称“毒鼠强”,化学名为四亚甲基二砜四氨,英文名Tetremthylene Disulfotetramine,简称Tetramine,为有机氮化合物,为轻质白色粉末。

      有学者认为,“毒鼠强”极难溶于水,但查百度文库/专业资料/医疗卫生/临床医学/于2016年7月14日上传的《毒鼠强毒性与中毒治疗》(由唐小江、邝守仁、李来玉联合撰稿)介绍,“毒鼠强”在水中的溶解度为0.25毫克/公斤,对人(男性)的半数致死量为0.1毫克/公斤,对人的致死剂量约为12毫克。

      百度“快杀灵”,中文通用名称“辛·氰”(因其主要活性组分为辛硫磷和氰戊菊酯),英文通用名称 ①phoxim;②fenvalerate,商品名称“辛光1号”,其原药毒性中等,制剂低毒,主要用于杀灭农田害虫,没有发现将其用于灭鼠的报告。

      “快杀灵”是混配农药,其中的辛硫磷,为有机磷农药,化学分子式为C12H15N2O3PS,气味大,不溶于水;其中的氰戊菊酯,为菊酯类农药,化学分子式为C25H22ClNO3,极难溶于水。

      所以,如果认定申诉人“投”毒作案用的是“快杀灵”,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在相关物证中检出“毒鼠强”;如果认定金某华家的儿子金某清死于“毒鼠强”中毒,则其家水桶中那半桶水的“毒鼠强”溶解量远远不足以致金某清死亡

      由此可见,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无法让鉴定人做出论证,这也就是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不予论证的根本原因

      第六,湖北省郧西县公安局法医在接到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后,于2003年2月17日出具了西公刑鉴法字(2003)00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以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结论得出“金某清系鼠药‘毒鼠强’中毒死亡”的结论。

      因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存在上述问题,所以西公刑鉴法字(2003)00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结论不足为凭。

      第七,值得注意的是,直至2003年12月16日,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贺某某才向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公诉人王某某提交了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于2003年2月16日做出的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补)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此举违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公安业务档案管理办法》中关于证据必须装订成卷、随案移送的规定,足足迟到了10个月,涉嫌隐匿证据。内中有何猫腻?请贵机关深究!

      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补)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叙述“简要案情”时,竟然出现了“同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的字样。要知道,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A073号是2003年2月17日做出的,十公刑鉴化字(2003)第(补)07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是2003年2月16日做出的,这个日期已经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认知——弟弟怎么会大于哥哥?考虑到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鉴定的检材都是2003年2月15日由贺某某提交的。这内中又有何猫腻?还是要请贵机关深究!

      联系到检材的提取、送检,均有贺某某经手,鉴定书又存在上述诸多问题,故申诉人的冤狱要破解,必须把这些证据一一重新审查才是!

      此点,还请贵机关定夺。

      3、“申诉人供述在其父寝室抽屉内拿过老鼠药及在金某华家厨房水桶内投毒的过程”更无法证明申诉人实施了(2004)西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行为。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第四十二条更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除了前述证据外,来看看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申诉人“犯罪”所依据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亲属)陈述、申诉人口供等,是否存在没有查证属实就作为定案根据的问题。

      第一,2003年2月14日下午3时到3时50分,申诉人向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做的是无罪供述;2003年2月15日上午11时30分至1时05分,申诉人仍然做的是无罪供述;2003年2月15日下午6时10分至9时30分,在经过长达3小时20分的疲劳审讯且遭到办案人员威胁引诱,说申诉人不交代就把申诉人的父、母亲抓去坐牢枪毙后,遂误以为办案人员讲得对,自己年龄小、揽了没事,可以保护父、母亲不坐牢不被枪毙,遂经过长时间内心斗争,才做了有罪供述,但因为根本没有作案,所以说出将“快杀灵”放到金某华家盐碗中的话。但申诉人供认将“快杀灵”放到金某华家盐碗中的事实,并未被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和郧西县人民法院认定,也足以说明申诉人根本就没有作案,所以在当时就无法说出“作案”细节

      至2003年2月16日7时30分至8时50分,申诉人在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的诱导下,再一次改变口供,说自己将“快杀灵”放进了金某华家的水桶中。

      但是,到一审开庭时,申诉人又当庭翻供,说自己没有投毒

      关于自己的属相,申诉人口供也不稳定,也是一会儿说属龙,一会儿说属蛇。

      难道申诉人这样的口供也是证据吗?如果这样的口供也算证据,申诉人一会儿承认一会儿不承认,到底该采信哪个?

      第二,郧西县公安局询问申诉人父亲金乐平时,申诉人父亲金乐平说,自己“一元钱买了三袋鼠药”;卖鼠药人熊某某证言也证明“1元钱3包鼠药”。

      郧西县公安局在申诉人家中搜出了两包“闻到死”、一包“快杀灵”。如果申诉人将一包“快杀灵”“投”进了金某华家的水桶中,那么,第四包“鼠药”从何而来?谁买的?谁卖的?证据在哪里?

      第三,金华的儿子金小某证言也相互矛盾。2003年2月14日上午8时30分,金小某的陈述是,“我昨早上出门玩了的,我走时把门锁好了”;2003年2月16日上午10时,金小某又陈述说,“没有锁门,把门关着”的。值得注意的是,金小某的证言不但对同一事实在不同的时间里做出了相反的陈述,而且第二次陈述是申诉人于2003年2月15日下午6时10分至9时30分做了进入金某华家朝盐碗里“投”毒的供述后完成的,这里边有没有猫腻

      问题在于,如果金小某第二次陈述属实,那么申诉人进入金某华家是不是要推开大门,离开时是不是要关闭大门?这一推、一关,申诉人难道不留下任何“作案”的痕迹?有什么证据证明申诉人进了金某华家?

      第四,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至2003年2月15日下午6时10分至9时30分讯问申诉人时,已连续三次违反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之规定,没有通知申诉人的父、母亲到场

      在对申诉人第三次讯问时,笔录上出现了程某某的签名。但程某某并不是申诉人的法定代理人,也根本没有在现场。

      这次3小时20分的讯问,形成了总共6页的讯问笔录,除第一页是打印好的程序性交代问答外,其余5页手写的均为申诉人供认“投毒”过程的交待。

      程某某于2003年12月1日在接受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公诉人王某某和王某泉询问时,承认“关于金某某主动承认毒是她放的,不是我直接听到的,我是听公安人员说‘金某某主动承认毒是她放的’”,由此反证,郧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讯问申诉人时,程某某根本就没有在现场。可见,这份笔录不但违法,而且作假。

      第五,案发后,许多知情人均站出来,证明金某华儿子金某清的死亡与申诉人无关,有可能与金某华家的农药或鼠药有关。

      2004年11月20日,申诉人的爷爷金某芳证明,2003年正月13日(说的是农历,即公历2月13日)晚上10点,(我孙子)金某清在吃饭时引起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吃的白菜面条死亡的,是(我儿子)金某华把自己的白菜打了药,怕人偷。

      同一天,申诉人的奶奶范某某证明,在(2003年)正月13(说的是农历,即公历2月13日)大人不在家,娃子(指孙子金某清)不知道白菜打了药,将有毒的白菜扯回(做饭吃)。

      2009年4月20日,村民马某启证明,2003年正月十五日下午,金某清登山(指埋葬)的下午5时左右,我们把坟砌好后回到金某华家吃饭时,金某华家的道场(指场院)有白菜,他的鸡子吃了白菜,当场飞到坎下就死了。

      对这些能证明本案事实的证人证言,郧西县公安局根本不予调取,(2004)十刑终字第80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0〕鄂刑申字第0020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和(2018)最高法刑申32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均熟视无睹,鄂检十部刑申审通〔2019〕101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也装聋作哑、不予审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申诉人要说,自己至今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而是深感寒心。

      对上述考验人智商的种种错讹、诡异、谬误的证据,竟然经过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强行认定,做出了申诉人有罪的判决。

      申诉人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贵机关,希望贵机关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十七条“经复查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三)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四)据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九)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等规定,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以“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此致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上述刑事申诉书,我们于2020年3月16日16时35分通过EMS邮寄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中国邮政EMS工作人员接收我们刑事申诉书时出具的单据。

      接到我们女儿的刑事申诉书以后,2020年4月2日7时53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发来短信,要我们提供补充材料。

      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后,我们于2020年4月18日12时20分将补充材料通过EMS邮寄出去。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5月14日21时36分发来短信,称我们女儿的刑事申诉书,该院已“根据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受理”。

      然而,仅仅不过4个工作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出具了下边的高检控申审通(2020)
    455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拿到这份高检控申审通(2020)455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我们老两口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复查审查速度也太快了吧?哪怕你用四二得八个工作日,我们也认为你算复查审查了!老天爷,一件申诉了十五六年的刑事案件,竟然用4个工作日就复查审查完结?!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刑事案件复查审查?

      各位网友,将我们的刑事申诉书与高检控申审通(2020)455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相对照,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知书存在下列问题需要解决

      一、我们女儿案发时到底多少岁?

      案发后,有的证据说我们女儿不满14周岁,有的证据说我们女儿已满14周岁,证据互相矛盾。我们提出,为什么不做骨龄、牙齿鉴定,看她到底多少岁?

      对此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回答!

      二、就算我们女儿年满14周岁,也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不在少年法庭审理此案?

      对此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是没有回答!

      三、所有证言都说,案发当天,我们女儿没有到黄姜地里向金乐平要过钥匙,要钥匙这话是我们女儿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说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采信的是我们女儿的口供,即案发当天,我们女儿到黄姜地里向金乐平要过钥匙。

      我们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回答:对此情节,为什么不重证据而重口供?

      四、证据显示,公安机关的搜查、取证均严重违法,导致证言中的三包鼠药,变成了查获到四包。刑事申诉书问:第四包鼠药是哪里来的?

      对刑事申诉书提出的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回避!

      五、刑事申诉书提出,公安机关提取检材、送检及进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均有违法及可疑之处,所以,要确定是否冤案,应对“快杀灵”怎么会变成“毒鼠强”给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并对本案重要物证——“快杀灵”塑料外包装袋有无我们女儿的指纹进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以揭开谜底!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问题,予以回避。

      六、案发当日,天降雨雪,我们女儿又是在土路上来回走过,而证据表明,公安机关勘验现场,竟然没有发现我们女儿“作案”痕迹!

      刑事申诉书提出此问题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回答,本案不考虑没有“作案”经验的我们女儿在案发现场是否留有“作案”痕迹,只需看口供是否承认“投毒”!至于对我们女儿口供极不稳定、不停地翻供该怎么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则连提也不提。

      七、刑事申诉书提出,没有作案时间的柯大英,为什么会与我们女儿一样,在指甲和上衣左、右口袋及裤子左、右口袋中有“毒鼠强”?希望查清楚,柯大英身上的“毒鼠强”是哪里来的?

      对此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回应。

      八、刑事申诉书提出,郧西县公安局提取我们女儿的双手十指指甲残留物时,我们女儿已最少洗洗涮涮四次了,结果指甲里竟然还有“毒鼠强”?这个“毒鼠强”是哪里来的?附着力那么强,竟然会残留那么长时间,她四次洗洗涮涮都没有清理干净?有这样强的“毒鼠强”,为什么她没有中毒症状?

      对此疑问,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回应。

      九、刑事申诉书提出,既然我们女儿没有向金某华家的食盐投放“毒鼠强”,十堰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为什么会在送检的金某华家的食盐中鉴定出“毒鼠强”?金某华家食盐中的“毒鼠强”是哪里来的?

      对此事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调查。

      十、刑事申诉书认为,即就是将一包“毒鼠强”投放于水桶中,再用该水桶中的水做饭,“毒鼠强”在该水桶中的溶解量也远远不足以致金某清死亡。

      对此申诉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没有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予以回应。

      敬爱的网友,看到这里,你们就知道我们老两口为什么要为“少女投毒杀人犯”鸣冤叫屈了!

      我们地处深山,是网络将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拜托大家都把这个帖子顶起来,以引起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重视,重新复查此案!以还我们女儿一个清白!我们也欢迎律师朋友参与办理此案,我们的联系方式已在本帖子的开头就告知了大家!

      谢谢!

    该帖子被金乐平在2020/6/14 12:48:23编辑过
    楼主贴
  • 作者:鬲亚静
  • 积分:11
  • 等级:学前班
  • 2020/6/15 21:08:35
  • 公检法办案如此麻痹大意,也难怪中国冤假错案民众千千万。人生短短几十年,谁人不想万事安,若非冤屈难平反,何苦六旬老人把冤喊,新冠病毒在跳窜,天灾人祸仍不断,公检法的包青天睁睁眼,莫要老人含冤叫屈泪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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